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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四平:新诗叙事研究的动态演进(1)

时间:2018-10-30 02:10 点击:
长久以来,国内外学界将“诗”等同于“抒情诗”,并将“诗抒情”与“诗叙事”进行价值等级区隔,制造了“抒情诗神话”,使得传统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,尤其是艺术

  长久以来,国内外学界将“诗”等同于“抒情诗”,并将“诗抒情”与“诗叙事”进行价值等级区隔,制造了“抒情诗神话”,使得传统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,尤其是艺术形态层面上的其他诗歌叙事,长期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。

  传统文类意义的划分

  新中国成立前,朱湘、茅盾、张秀中、朱光潜、闻一多等一批现代诗家,已经开始关注新诗的叙事问题,但他们谈论的主要是以中国现代叙事诗为主体的诗歌叙事。

  朱湘很早就说过:“新诗将以叙事体来作人性的综合描写。”他盛赞冯至于“叙事诗堪称独步”。20世纪30年代,蒲风认为,“在现今”“该当开发长篇叙事诗、故事诗、史诗一类的东西”。他从风格类型方面论述了叙事性诗歌产生的时代必然性。

  茅盾也十分重视现代叙事诗,并把现代叙事诗的问题提到了新诗发展方向的高度。他认为,抗战以来,在时代强烈节奏的鼓动下,“从抒情到叙事,从短到长”是新诗发展“新的倾向”。他欣赏“艾青体”长诗,盛赞其“雍容的风度,浩荡的气势”及其诗意的氛围。

  朱自清说:“诗的民间化还有两个现象:一是复沓多,二是铺叙多。”他把新诗民间化与新诗叙事和抒情因素的增多综合起来考察,并说明了“铺叙”在抗战时期越来越多的原因。以上这些关于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种种主张反映的是时代的新要求、现代歌谣体的风行、诗歌大众化与现实主义诗风的勃兴。

  对此,也有人持异议。张秀中说:“诗是吟咏的,不是描写的,是发现的,不是记述的。”人们脑海里已然形成了某种关于抒情诗、叙事诗、史诗和纯诗等诸如此类的诗歌观念,仿佛还能确凿无误地找到相应的诗歌范本。

  针对这种情况,诗歌理论家努力调解诗歌分类与诗人创作自由之间的龃龉。早在1920年,田汉就把叙事诗分为“叙事的叙事诗”和“抒情的叙事诗”。朱光潜在30年代初径直提出“抒情叙事诗”名称,并认为,诗性叙事中的事“也通过情感的放大镜的,它决不叙完全客观的干枯的事”。

  此外,有些现代诗家能够摆脱传统叙事诗研究的思维定势,不再简单地把新诗叙事完全等同于现代叙事诗,而是在诗歌现代性的意义上谈论诗歌叙事。卞之琳提出要“更多借景抒情,借物抒情、借人抒情、借事抒情”。40年代,闻一多倡导“把诗作得不像诗”,“说得更准确点,不像诗,而像小说戏剧,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,少像点诗”。文学体裁之间边际的交杂,不同文学体裁的跨界与融合,恰好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。与卞、闻形成呼应的是,袁可嘉提出的“有机综合论”、“新诗戏剧化”和“诗剧”等现代诗学观念,切中了新诗叙事的深层次问题。

  约言之,新诗叙事研究,绝大部分是围绕传统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展开的,较少有人从其他的诗歌叙事形态方面去研究现代抒情诗的叙事、现实主义诗歌中的叙事、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叙事和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叙事等。就是从20年代开始译介外国诗歌叙事理论时,也没有走出偏好译介西方叙事诗及其诗论的怪圈。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诗歌资源、诗歌视界和诗歌观念的时代门限。当时,人们还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认识新诗叙事,或者说,他们把叙事诗视为诗歌叙事的全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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